纵观世界经贸的发展历史，国际贸易摩擦一直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以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为起始，国际贸易摩擦的主体和客体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本文回顾20世纪50—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日本的应对措施等研究文献，旨在从日美贸易摩擦来分析研判当前美国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冲突逻辑，从而为中国有效应对争端提供必要借鉴与智力支持。
日美贸易摩擦成因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日美贸易摩擦成因的研究成果较丰富。毕剑认为，长期以来，日本对美国贸易大量出超，美国一再提出交涉，日本虚应敷衍。（毕剑，1990）柯居韩认为，贸易不平衡是美日经济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核心问题在于美国开大门，而日本开小门，对美贸易盈余居高不下，市场开放进展缓慢，导致两国间贸易的巨大差距。（柯居韩，1994）杨帆认为，美国为维护既得利益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必然会加紧对亚太地区经济主导权的争夺。（杨帆，1995）宋益民认为，过去日本经济高速的增长以及对外美贸易出超的不断增大，实则受惠于自身贸易体制，但多年以来，他们只顾扩大出口，并造成了严重的贸易不平衡。（宋益民，1985）马文秀认为，以贸易立国为目标构建的全套型产业结构, 既是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基础, 也是日美贸易摩擦的根源。而伴随贸易摩擦出现的产业结构升级又导致了后续日美贸易摩擦的升级。（马文秀，2008）
也有一些专家考察了日美贸易摩擦引发的汇率问题，并探讨日元升值的实际效果，及对日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影响。徐梅认为，日美贸易摩擦中汇率问题的产生，归根到底是因为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美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引发了两国间的国家利益冲突。（徐梅，2010）另外，也有部分学者从体系外压、美国的亚洲政策等角度分析了日美贸易摩擦的成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和美国之间爆发了持续的贸易摩擦，美国在经贸领域对日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其减少对美出口、开放本国市场，从而有效缓解美日贸易逆差、实施贸易自由化、推进国内改革。（贺平，2011）徐秀军认为，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以及日本在东西方竞争中地位的变化，使得美国对日本实行“特殊化”贸易政策。（徐秀军，2014）
综上所述，在日美贸易摩擦成因研究中，日本的贸易立国战略对本国经济迅速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日本经贸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加剧了各国和地区之间贸易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引起美国对远东地区经济主导权的过分担忧，从而使美国对日本发动一系列贸易打压措施。
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经验研究
贺平认为，对日本而言，核心的问题是在对美贸易摩擦中，如何平衡外来压力与国内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因势利导地利用外压对国内改革发挥促进作用，而又不至于危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如何做出最小限度的让步，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实施自我保护；如何权衡本国实力与大国义务和形象之间的关系（贺平，2011）。戴龙以日美彩电诉讼案、雪蟹进口卡特尔案为案例，分析了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应对日美贸易摩擦和争端的策略及成果。戴龙认为，日美贸易摩擦和争端的解决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民间主导通过国内诉讼程序解决, 二是政府主导通过双边政府谈判或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戴龙，2011）樊勇明认为，日本在对美经济战中探索出一些加强自我保护的战术和策略，如充分利用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条款中的灰色区域，积极参与修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条款，提高议程创设能力；通过加强产业外移和对外直接投资、转借第三国出口等措施，减少贸易不对称依存的集中程度；在双边经贸谈判中加强舆论宣传和心理攻势，“拖磨并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周期等。（樊勇明，2006）陈昌盛认为，针对美国的发动的贸易争端，日本主要应对措施包括自愿限制出口、鼓励企业去海外直接投资、针对不同行业有限制地开放国内市场。（陈昌盛，2018）
不得不说，尽管日本采取了诸多措施去规避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但是这并不能降低日本的实际损失。日本政府逐渐由自主性反抗到完全屈服于美国的贸易恫吓。在“美主日从”的外交结构中，日本更多的是在美国外压下一味妥协退让、遵从美国意图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并通过牺牲广大中产阶级的利益来促进本国产业升级、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
日美贸易摩擦协调机制研究
目前，中国学者已经对日美贸易争端的内在机理、日本应对日美国际贸易摩擦的经验进行了较细化的研究。其中包括运用历史学的定性研究、经济学的量化分析、国际关系的体系结构等多学科方法。但是，关于专门研究日美贸易摩擦协调机制的文献并不多见。如王强从日美的汽车贸易争端来考察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他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即是冲击的狙击者，又是协调的促进者，也是决定的催化剂。（王强，2002）
需要指出的是，在日美贸易争端的大部分时间里，日美两国主要还是依托双边会谈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是在日美贸易争端时期，国际贸易的主导规则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而该机制一直被美国所把持，这也事实上注定了日本寻求争端机制解决是徒劳的，从而影响了学界对于日美贸易摩擦协调机制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主要手段已逐渐由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结构调整向规则制定及争端解决机制等制度层面倾斜，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大量运用国际贸易争端的协调机制来维护本国合法利益。
从日美贸易摩擦看中国应对贸易争端措施
2018年以来，中美之间的大规模贸易摩擦成为影响两国经济、双边关系和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目前，中美之间大国战略对抗性态势更加凸出，美国对华挑起贸易争端已成大势，而且从长期看，中美贸易摩擦将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进程一直存在。纵观日美贸易摩擦的实践进程，美国以本国贸易收支不平衡为由头，不断打压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崛起并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从日美贸易争端中可以看出，与美国相似的政治制度、安全关系稳定、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也难逃美国挑起的贸易对抗。中国显然不是20世纪50—80年代的日本。据《亚洲经济展望与一体化进程2020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近16%，外汇储备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面对贸易冲突，中国更愿意同美国进行坦诚的磋商和谈判，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信的前提下进行贸易再协调。
第一，中国应加强中美贸易摩擦的沟通协调，与美国在平等和公平的前提下开展谈判。如马涛认为中美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马涛，2020）
第二，中国应以贸易摩擦为契机，推动国家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从长远来看，国家内生发展机制的建设（内部制衡以增强相对实力）才是中国直面美国及其体系压力的根本之策，如中国真正能够实现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型升级。（王金波，2020）
第三，预防美国将贸易战扩大化，防范中美之间将贸易摩擦发展为新冷战范畴。因此，新兴大国在应对美国进攻性贸易政策之时，不仅需要考虑其单边主义和极限施压等特征，还要关注其修正主义倾向的挑战，防范新冷战。（管传靖，2020）
第四，针对美国各州的贸易结构分布，可利用美国各个州的产业特色进行回击。对中国而言，可以利用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的特征，在美国国内最大限度地拓宽中美贸易的地理支持范围，进而改善中美经贸关系。（李巍，2020）
第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高端制造产业链的核心技术。中国利用自己制度的独特优势，在一些领域完成追赶，逐步向技术强国迈进，整个国家从“富起来”向“强起来”发展。（李滨，2019）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需要摆脱依附式发展，实现在全球生产链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成功地实现从依附式发展向自主式发展彻底转型。（陈子烨，2020）
参考文献
[1]柯居韩、陶坚：《美日贸易爆发新冲突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5期。
[2]杨帆：《关于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的背景思考》，《国有资产研究》1995年第6期。
[3]宋益民：《日美贸易摩擦和日本的对策》，《日本问题》1985年第4期。
[4]马文秀、裴桂芬：《日本的全套型产业结构与日美贸易摩擦》，《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
[5]徐梅：《关于日美贸易摩擦中汇率问题的思考》，《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
[6]贺平：《日美贸易摩擦中的外压与政策协调》，《日本学刊》2011年第3期。
[7]韩剑、徐秀军：《美国党派政治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8期。
[8]贺平：《规制缓和中的双层博弈——以日本〈大店法〉为例》，《日本学刊》,2009年第2期。
[9]戴龙：《日本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经验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
[10]樊勇明、贺平：《经贸摩擦与大国崛起——日美经济战对中国的启示》，《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
[11]陈昌盛：《应对美国贸易大棒：日本的经验与教训》，《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7月4日。.
[12]王强、范守胜、李厚明：《从美日汽车贸易争端看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企业活力》2002年第6期。
[13]马涛：《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当代亚太》2020年第2期。
[14]王金波：《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当代亚太》2020年第2期。
[15]管传靖：《霸权异化与贸易政策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2期。
[16]李巍、赵莉：《产业地理与贸易决策——理解中美贸易战的微观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2期。
[17]李滨、陈子烨：《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第10期。
[18]陈子烨、李滨：《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期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汪书丞
